其内容涉猎哲学、宗教、经济、心理学等多种人文学科。

狗急了跳墙，女人急了跳井，子女急了也跳井。说权利话语只处在备选的位置上，也意在反对把它放置到或前置或后置的位置上。

对于仅凭血缘亲情来维持代际关系并不可靠的问题来说，两种法治观的融合旨在推动司法从外在行为与内在情感两方面来予以应对。因为中国人只要不信仰基督教便只有一位父亲，那就是生身父亲。该问题在制定法上有着更为明确的表现。把儒学文本上的孝道理念写入司法判决也与转型中国的实用型司法观密切相关。学者指出，无论是在何种制度下，人类情感的表达其实都具有趋于自然主义的倾向，即服从自己的内心感受并且于行为上不加任何修饰而顺其自然地表现出来。

若说反馈模式及其内在的孝道理念何以出现，根源于《论语》作用于中国社会而带来的影响，实际上只是在《论语》问世以后的时代，强调儒学以其现成的文本而作用于民众的日常生活，而不再是儒家基于对民众日常生活的考察而加以理论总结并写出文本，自然失于偏颇。既不抬高法律也不抬高伦理，只让两者同时处在备选的位置上，至于是否要让权利从备选的位置滑向置于前或置于后的位置，那要看民众根据日常生活的具体情境如何做出选择以及做出怎样的选择。所以我觉得应该从这个入手。

有些人讲到人权，总要把人权与主权对立起来，这可能是不全面的。当下的主要任务应是完善宪法确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并加以落实。2013 年10 月开始，清理工作进入第二阶段。我们人权研究会每年都组织召开全国人权研究机构工作经验交流会。

中国司法审查制度和行政诉讼制度关系密切，20 年前您主编过一本叫《中国司法审查制度》的书，专门研究中国的行政诉讼制度，您能谈谈这方面的问题吗？ 罗豪才：欢迎你们。学术上有不同的声音是正常的，学术需要争鸣，只有这样才能进步、才能发展。

以这个为界限，把软法和硬法区分开了。作为中国行政法平衡理论的创始人，请您谈谈平衡理论的提出过程。对于平衡理论，当时在国内也有人不理解，说这是老好人哲学，有人开玩笑说，罗豪才是老好人，他的这些观点也是老好人。但是中国的司法体制还存在很多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暴露出来。

应该说我们对人权的认识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我自己对人权的认识也是逐步提高的。《中法评》：罗老师，您觉得现在《行政诉讼法》修改的时机是已经成熟了吗？据说《行政诉讼法》修订提案在所有法律修改提案中排名比较靠后，但现在它的修改却被迅速地提上日程，您认为是什么原因呢？ 罗豪才：具体过程我并不是很清楚，我想这个问题主要还是因为这方面矛盾比较多，大家比较关注，实际上就是实践需要，为了解决社会矛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已经写入宪法和主要法律，成为治国理政的基本原则。《中法评》：如果说软法亦法，那是不是就把这些文件的地位提高了呢？ 罗豪才：我想不是提高的问题，应该是认可问题、理解问题，要正视这种社会范畴。

我还是倾向于讨论一般意义上的人权观念、人权的政策、人权的制度法律等问题，这样更便于交流，相互学习借鉴。社会治理应该是硬性治理与柔性治理相结合的。

一个社会如果只是靠硬性治理，靠警察，那么这个国家就会变成警察国家。这些试点多是依据民事诉讼法来审理行政案件，在程序适用上存在一些困难，法官也普遍缺乏行政审判经验，这些因素客观上都要求有一部独立的法律来规范行政案件审判，更好地维护相对人合法权益。

当时这个观点还是比较独特的，得到了统战部一些同志和党派同志的赞同。以司法审查为核心构造起来的行政法学体系，打破了以前行政法学教材二段论的写作模式和体系，把行政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紧密地统一起来，并以监督主体为主导，对所涉及的各种关系分门别类地展开论述，在体系的安排上比较简明、清晰和合乎逻辑，在理论上有创新。另一种意见是重新划分审判管辖区域，打破原先按行政区域来划分法院管辖的做法，淡化法院的行政色彩，甚至建议跨区、县设置行政法院。在处理这对矛盾中，法院应该是公正的、中立的，只偏向一方不行，要兼顾两方面，所以我们当时认为用平衡论这个概念可能更好一点。  出处:《中国法律评论》2014年第1期，第14-23页。我们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不存在执政党和反对党的关系，所以要制定一部法律，也不能套用西方的做法。

激励就是加油，让它跑，但是老跑也不行，刹不住啊，还得要有制约、约束的地方。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人口多，区域差异大，资源有限，环境和生态保护压力大，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实现更高水平的人权保障，任务依然十分繁重。

所以行政案件最好不要放在基层法院，至少要交由中级法院来审理。我们的主张既不同于自然法学派的观点，也不同于实证法学派的观点。

但是怎么兼顾？如何平衡？有什么手段？有什么办法？关键就是机制，平衡论的重要内涵应该就是设计出一些机制，以实现动态平衡。当初我们提出软法时，有不同的声音，有人发表不赞成的文章，说软法是跛脚的鸭子长不大，对软法持疑义，这是正常的，促使我们考虑一些问题，还是有帮助的。

我们既不能完全延续传统，也不能照搬西方，而是要通过分析，吸取各方的长处，兼顾各方的利益，这从执行上来讲也是讲得通的。《中法评》：还有观点认为，如果行政诉讼不提级管辖，就采用异地或是集中管辖，即指定一个城市负责某一片行政区域的案件审理。这本书的内容有很多现在看来还是有价值的，我昨天和几个博士生聊天，他们都已经毕业了，他们都研究过软法的，觉得软法应该再做一点研究再写一些文章。有些人认为，研究法律的学者不应研究这类现象，这应该是政治学、社会学、公共管理专业的研究范围，和法律没关系。

《中法评》：罗老师，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中国法律评论》的采访。当时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搜索到的国内大概有8 篇文章，但其中有6 篇是介绍，还有2 篇是提出疑问的，质疑软法到底存不存在，没有人正面研究软法。

这些都是在中央的领导下，多个部门多个方面协同努力、大家一起做的，我们人权研究会也努力参与，贡献自己的力量。这几年围绕人权立法，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包括人权入宪、人权写入党章、刑事诉讼法及相关规范的修改，以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的决定等，进步很明显。

我说，研究软法的确是从政协和党派工作引起的，但是，它是不是客观存在？如果它是客观存在的，那么我们应该大胆地认识它、研究它。后来我们把一批法官召集到高法班这个培训班来，也是为了培育一支行政审判队伍。

应该讲成绩还是很突出的，每年出版人权学术专著和发表文章的数量越来越多，领域不断扩展，研究逐步深入。相对来说，整个社会的民主意识还不够，民主气氛不够浓，民主习惯还没有完全养成，都需要加强。一开始立法的时候，只是想把这个制度赶紧建起来，也没有想那么多。今年还要搞一次国际研讨会，聚焦国家治理与软法这个主题。

中国国家大，案子多，就是在法院工作也不可能关注很多具体的案子问题。学员们先后学习了十多门必修或选修课程，听取了一系列讲座和有关实际部门负责同志的报告。

西方受其历史哲学传统的影响，注重某一项具体人权的精细化分析和精致构造，所以很关注个案问题，而东方哲学是一种整体哲学，更关注整体性和一般性。要研究老百姓怎么生活得更好，实际上也就是关注生存权、发展权，要以民生为先、以民生为重、以民生为本。

行政法律关系中一方是行政主体，另一方是行政相对方，这两方是一对矛盾。《中法评》：罗老师，您刚才谈到北大软法研究中心成立于2005 年，用这个做标志的话，可以说您在8 年前就开始用软法的概念比较有组织地来研究公域之治、柔性治理了。